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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中国稀土（一）
前 言
《中国稀土保卫战》一书由中国经济出版2011年1月出版，内容简介说：作者提出“我们一定要打响稀土保卫战。保卫稀土，就是保卫我们的战略资源，就是保卫我们的国家安全”。稀土行业怎么啦，出了什么大事啦，莫名惊诧。书说“中国稀土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稀土人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书又说“中国企业事实上是在敞开国门，不计成本地向世界供应战略性资源”，书还说“很少有人想到，那些威胁中国的战机，舰艇，导弹，雷达都使用着从中国进口的稀土，如果没有中国的稀土，这些先进武器将完全瘫痪”，书再说“那些高调鼓吹中国应向西方大量出口稀土的专家学者等等，同样都是隐藏在稀土行业中的蛀虫，不揪出这些蛀虫，中国稀土行业将很难获得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打到我们头上来了，不单是中国稀土企业，专家学者，还指向国家几十年来稀土出口政策的制订者，来势凶猛，一顿狂轰烂炸。作者是在一篇文章的启发和共鸣下写这本书的，2008年9月，《南方周末》发表了青岩的文章《中国应立即禁止稀土出口》。因此，“保卫战”的主要目的是“禁止稀土出口”，编出了种种不符合事实的理由，说什么出口稀土是危害了“国家的安全”，中国稀土资源“枯竭”了，稀土贱卖成“白菜价”，“萝卜价”了等等。该书还隐藏了但也暴露了它的最终目的，书中是这么说的：“到2010年为止，中国的稀土开发依旧停留在很低的水平，有专家建议，既然如此，还不如干脆立刻禁止稀土出口，只维持国内生产以及研发所需的产出规模，或者干脆从国际市场购买”。接连用了两个“干脆”，第三个“干脆”没有写出来，就是“干脆”立刻禁止开采国内稀土。这就是它的最终目的，把宝贵的战略资源珍藏地下，彻底“保卫”稀土。在“南方周末”那篇文章中有过相似的描述，不过只用了一个“干脆”，作者在这里又加了一个“干脆”，就表明作者更“干脆”了，一本书比一篇文章当然要有更大的杀伤力。
作者为了达到最终目的，书中竭力贬低中国稀土五十多年来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说什么“中国稀土产业的所谓又大又强，不过是躲在屋子里的自娱自乐而已”，“这个并非是依靠自己的先进技术争来的，而是别人送给我们世界稀土第一大国地位，对中国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这是对50多年来所有为中国稀土事业奋斗的人们的一种侮辱，书作者认为“稀土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利益”，利益都送给了外国，损害了国家的安全，浪费了国家资源，有它还不如没有。这样就达到“保卫战”的最终目的——“干脆”停止国内稀土开采。它的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中国稀土产业将以更新的姿态走向自己的21世纪——稀土世纪，永立世界稀土之巅。
作者打着爱国不爱稀土的晃子，以中国学者的姿态，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高度对中国稀土进行了全面的抨击，我们不能不闻不问，书中一些观点，迷人的数字游戏，加上编造的荒诞离奇却也生动的故事，很能迷惑和蛊惑一些不了解稀土真相的善良人们，他们从股票知道了稀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了不起的行业，现在听了一位人们崇尚的“学者”一段高论，他们会大吃一惊，原来稀土产业是一帮“败家子”，“卖国贼”，还有“汉奸”，国人如此看稀土，稀土还能干么？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我们要把书中颠倒的事实再颠到过来，我们要把我国50多年来稀土发展历史和现状，从采选，冶金提取，新材料到应用等，用我们熟悉的数字和做过的工作来回应书中的观点，说说书中的观点错在哪里；还要告诉那些连作者自己也搞不清的说中国稀土资源一年里从80%猛降到36%的唬人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还有那些荒诞故事，没有一个是真的，时间和内容都不能自圆其说，坊间传说居然被学者拿来从政治，军事，经济高度来论述国家大事，未免太草率了。这本书在一段时间里对稀土产业甚至政府的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稀土界人士有责任作出回应，《保卫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禁止稀土出口”呢，还是要中国宝贵稀土资源永远“保卫（护）”在地下？对中国稀土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和后果？奇文共欣赏，大家评一评，有来无往非礼也。
一、中国稀土资源是不是真的快“枯竭”了？
《保卫战》一书中惊呼“中国稀土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第30页），紧接着就引用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时讲的话：“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中国的稀土储量占全世界已知储量的80%，”作者又接着说“中国的稀土产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稀土储量急剧减少，有10多年前的85%（不知来自何处），降到目前只占世界总储量36%，”“用不了几十年，中国就会伦为世界稀土资源贫国”（第30页）。稀土保卫战之五大争议的第一争议就是中国“稀土储量丰富还是行将枯竭”（第168页），书中引用商务部官员的话：“中国稀土储量在1996至2009年间大跌39%”。作者又接着说：“统计数字显示，在2009年年底我国国内稀土资源储备在全球已探明的稀土资源储备中，仅占36%，而在2005年，这个数据是52%，1996年这个数据为75%”，大家可能有点晕了，这些不同年份的百分比能说明什么呀，能看出哪个储量大哪个储量小，哪个多哪个少呀，作者就是在做数字游戏，你晕了，他可清楚，他对一个数最感兴趣，那就是36%，因为这个数最小，最能说明中国稀土资源“枯竭”了，作者在“中国如何夺回定价权”一节中又重复它，“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稀土的工业储量5200万吨，占全球总储量的46%，2009年中国稀土储量锐减为3600万吨，所占比例下滑至36%”（第93页），大家稍微留心一下，一年内中国稀土资源少了1600万吨，而就在这一页上写明了2008年中国稀土产量12.5万吨，只要稍微动一下脑子，12.5万吨产量怎么可能消耗1600万吨储量呢，然而，作者就不去想，只看到他喜欢的36%，比46%降了10个百分点，更能说明中国稀土技术落后，糟蹋资源，储量急剧下降，这不是“行将枯竭”了吗，我们再追根一下，这1600万吨储量被谁偷走了？是被美国人偷走了，因为美国地质调查局2008年的中国储量按5200万吨算成占世界总储量的46%，按此计算，世界其他国家的稀土储量之和为6104万吨，实际上是6340万吨（独联体1900万吨，美国1300万吨，澳大利亚540万，印度310万吨，加拿大90万吨，其他2200万吨）（见《稀土报告文集》第564页，马鹏起著，冶金工业出版社，2012年出版，下面简称《文集》），而美国地质调查局在一年后的2009年又把中国储量按3600万吨计算，3600万吨加其他国家的总量6340万吨等于9940万吨算成36%，都是美国人算的，不是被他们偷走了吗？其实，这两个数字都出自国内，5200万吨是原冶金部天津地质调查研究院院长在一篇《中国稀土资源知多少？》的发表文章中的数字，有权威性，多为引用；3600万吨是中国80年代的稀土储量，也被美国地质调查局收集在1990年的报告中的1989年中国稀土储量，这个数字正是当年中国稀土储量占世界的80%（见《文集》562页）。80%和36%出自同一个数字，前后相差20年，《保卫战》的作者不感到奇怪吗？这两个百分数又能说明什么呢？它能支撑你的中国稀土资源快“枯竭”了吗？
中国稀土储量到底能用多少年？到底能开采多少年？书中说：“无论是北方白云鄂博稀土矿，还是南方的稀土矿，储量都比原有储量减少了一半左右”，“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中国稀土的可开采年限仅剩二三十年”（第93页）。
我们先说北方矿包头的稀土储量还有多少？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白云鄂博主、东、西矿三大铁矿体的稀土工业储量为4350万吨REO。其中，主、东铁矿体中3500万吨REO。西矿铁矿体中850万吨。这是铁矿体内的稀土储量4350万吨，是经过国家储委会批准的。在开采的主东铁矿体中，从1959年包钢高炉投产至2009年年底，共开采铁矿石2.9亿吨，含稀土氧化物1563万吨，占主东矿稀土资源3500万吨的45%，资源保有量为1937万吨，占55%。
在开采出的稀土量1563万吨中分四部分：（1）生产用去的包括稀土精矿和稀土铁合金，共计100万吨REO，占3%；（2）在未建选矿厂（1966）以前，采用铁矿石（高品位铁）原矿入炉，含3%REO，稀土都进入高炉碴，至今未利用，堆放，共有160万吨REO，占5%；（3）开采过程中的损失78万吨REO，占2%；（4）尾矿坝堆存的尾矿，含稀土7%，至2009年底，共堆存尾矿1.75亿吨，稀土氧化物1225万吨，占35%。
包头保有可开采的稀土储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主东矿未开采部分1937万吨REO，占主东矿稀土的55%；（2）尾矿资源1225万吨REO，占主东矿稀土的35%；（3）富稀土高炉渣部分160万吨REO，高炉渣含稀土3%～8%，是可以开采回收利用的，占主东矿稀土的5%。这三部分共计储量3310万吨REO，占主东矿原储量的95%。如果加上西矿的稀土储量850万吨，可供开采储量4160万吨REO，占白云鄂博矿原稀土储量4350万吨的96.53%，也就是说，到2009年底，包头稀土储量仅减少了不到4%。
根据现在国际市场最大需求量每年15万吨REO计算，每年的开采量为25万吨REO（除去采选冶损失，回收率60%），白云鄂博稀土储量可供全世界开采和利用166年，考虑到每年的增长需求和可回收再生的增加，可以至少开采和利用100年，如果再加上白云鄂博矿铁矿体以外的已探明的稀土储量还可再开采和利用100年以上。这里只讲了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的情况，全国的情况，如果按储量5200万吨计算，年头又会增加，如果按《保卫站》书中说的数字（第20页），“国土资源部统计年鉴显示：2008年年底国内探明稀土储量约为7000万吨，远景储量在一亿吨以上，而且还有较大资源潜力”，足以证明我国稀土资源是极为丰富的。
我们再来看南方离子矿的情况，书中说：“我国中、重类稀土储量仅能维持15年至20年，有可能需要进口”（第169页），但就在同一页又公布了国土资源部统计年鉴数字，“2008年国内探明的离子型稀土矿共计805万吨，其中江西283万吨，约占35%，广东244万吨，约占30%，福建121万吨……”，作者也是要说明快枯竭了，但我们还是要注意离子矿的保护，资源毕竟稀少，重稀土代表元素钇还未得到充分合理的应用，目前还是重点提取镨钕，轻稀土中镨钕也比较高，可以代替一部分，以便节省部分重稀土，我国轻稀土资源是用之不竭的，根据我国重稀土的储量和资源潜力，加之重视节约，注意保护，加之还有新的矿源发现，我国离子矿资源还是可维持开采较长时间的。
稀土资源是以轻稀土为主，稀土产业也是以轻稀土元素为主的产业，稀土工业虽然有较长的历史，但作为一项产业还是一种新兴产业，本世纪将有一个大的爆发性的发展，我们称之为“稀土的世纪”，我国是世界稀土资源大国，又是稀土产业大国，稀土新材料的几大主要产品都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产品质量并不低于国外，大量出口就是证明，“稀土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如果我们的稀土资源二三十年都用完了，那我们还能迎来我们的“稀土世纪”吗？一项新兴产业二三十年就能夭折吗？我们不要相信《保卫战》作者的话，他对我国稀土产业不屑一顾，极端鄙视中国稀土产业，说什么“中国稀土产业的所谓又大又强，不过是自己躲在屋子里的自娱自乐而已”，“这个并非是依靠自己的先进技术挣来的，而是别人送给我们世界稀土第一大国地位，对中国真是一个绝秒的讽刺”，这像中国人说的话吗？不过，中国的经济发展总是在国外一些政客和学者的讥笑嘲讽中发展壮大的，中国丰富的稀土资源将长期支撑稀土大国的可持续发展，创造21世纪稀土的更大辉煌。
二、中国稀土要不要出口？
提出这个问题对稀土界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几十年来没有人怀疑过国家的稀土出口政策，现在该书作者和“南方周末”文章作者提出了不要出口，要立刻禁止稀土出口，书中提出“要不要限制稀土出口”，这是作者的“渐近法”，最终是要“禁止稀土出口”，书中引伸了普京的话说：“中国的稀土储量是很多，但中国的稀土没有一两是多余的”。他们是决心不让稀土出口的，编出了种种理由，暂不说这些没有道理的理由，后面一一回应，先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出口稀土？
解放以后，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国，一穷二白，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并走向现代化，我们要资金要装备，一直奉行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以后，更是要建立一个开放式外向型经济，事实表明，我们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出口能行吗？国家的政策和需要决定了稀土要出口，这个道理再明白不过了。
稀土在我国还有它的特殊性，大家知道，世界稀土在中国，中国稀土在包头，包头稀土在白云。白云鄂博矿是一个特大型铁，稀土，铌等多金属共生矿，资源特点是“大、多、富、贵”，矿山规模大，储量大；有价元素多，有用矿物多；矿石品位高，多元素富矿；多种元素稀贵，多种元素价贵；故谓“大、多、富、贵”。包钢建成投产以后，对包钢的建设方针还在争论，到底是以钢铁为主，还是以稀土稀有为主，1963年4月15日在北京前门饭店由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冶金部共同主持召开了“包头矿综合利用和稀土应用工作会议”（即有名的“415”会议），会议有国家科委张有萱，冶金部刘彬、科学院秦力生、地质部宋应、三机部刘昆、国防科委张震寰等15人组成领导小组，到会代表包括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共107人，还特邀了叶渚沛、邹元曦、侯德封三位著名科学家，叶渚沛将“关于合理利用包头稀土、稀有资源的建议”提交给大会。会议提出本着“保护国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对包头矿的开发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白云鄂博铁、稀土、铌和稀有元素是世界罕见的宝贵资源，必须进行综合利用。但如何执行这一方针，与会代表有三种意见：（1）综合利用应以铁为主，保护好稀土和铌，充分考虑回收利用，包钢仍按原计划建设。（2）综合利用应以稀土、稀有为主，在对稀土、稀有及放射性元素的资源、选矿、应用等科研工作作出结论之前，包钢暂停建设和停产。（3）要强调综合利用，但不要提以什么为主，包钢暂时维持现状。不宜再扩大建设。加强选矿，冶炼和应用研究，待研究做出结论后，再全面考虑包钢的建设方针。
叶渚沛的“建议”第一条是这么写的：“该地区的资源究竟如何利用，以什么为主，值得进一步探讨，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认为应以稀土、稀有为主，如果必须先开采铁矿，则应在开采的同时，使稀土、稀有元素的损失，尽可能小，宁可损失百分之一二的铁，而不应该损失百分之一的稀土、稀有元素。稀土、稀有元素的需要量目前虽不大，但其用途重要，经济价值高，其应用范围在进一步研究后，还可大大扩大。因此，从资源的长远利用考虑，并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目前必须对这一资源进行很好的保护。”叶渚沛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和杰出化工冶金专家，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早年留学美国，完成硕士、博士学位，抗战期间，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冶金室主任，战后，曾受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科教组副组长（组长是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回国，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顾问，1958年倡导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所长，他的“建议”受到了会议的重视。与会者对综合利用的方针认识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执行上存在很大的分歧，特别是有关当时刚投产不久和正在建设中的包钢的建设方针问题。会议以后，当年6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就“白云鄂博矿藏开发问题”致信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信中简要介绍了“415”会议情况，介绍了专家们的意见，请中央对白云鄂博矿的开发决定一个方针，同时上报了国家科委《关于包头白云鄂博矿藏开发问题的报告》。
继国家科委报告以后，8月2日，冶金部党组向党中央、国务院呈报《冶金部关于包钢建设方针的意见》，具体意见有四条：（1）开始建设包钢时，不仅就已经知道白云鄂博是一个含有大量稀土金属的铁矿，而且注意了稀土金属的综合利用；（2）白云鄂博继续开采，不会破坏这一宝贵资源；（3）包钢建设可成为重要的钢铁基地，又可促进稀土、稀有金属的利用；（4）从以上情况出发：包钢仍按原设计方案建设，可先建成150万吨规模，在设计和建设中可以贯彻钢铁和稀土同时并举，并提出应彻底搞清地质资源和加强科学研究。
1964年4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陪同下视察了包钢，4月11日登上了白云鄂博矿山山顶，邓小平听了白云鄂博矿领导汇报后指出：“白云鄂博是座宝山，我们要很好地开发利用，我们要搞钢铁，也要搞稀土，要综合利用宝贵的矿山资源。”小平强调的是“开发利用”和“综合利用”。
196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矿山保护，综合利用很重要，要注意”，“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
1965年4月15～24日，国家科委、国家经委和冶金部在包头召开第二次《包头矿综合利用及稀土推广应用工作会议》（简称第二次“415”会议）。冶金部部长吕东和副部长李超先后在会上作了报告，国家科委副主任张有萱作了会议总结，他在报告中说：“对白云鄂博这块宝藏进行综合利用的方针已经定了，有文字为据，在中央批准31项技术革命项目中为第二项，聂荣臻元帅亲自向毛主席汇报过”。李超副部长在报告中说：“几年来科学试验证明，要开发包头矿资源，必须搞综合利用，综合利用的方针是最大限度地取得三种资源，就必须是以铁为主，综合利用”。至此，包钢的建设和白云鄂博矿的开发方针也就确定了，“以铁为主，综合利用”。会议制订了综合利用三年规划，增加了推广应用，这次会议有140个单位369名代表参加会议，提交论文、报告149篇，开了整10天会，是一个动员全国科技力量开发包头稀土的誓师大会。
我为什么要追述这一段历史，包钢建设方针的分歧是“以谁为主”开采的问题；以铁为主开采还是以稀土、稀有为主，实质上也是一个保护稀土资源的问题。一致的方面是都同意开采利用，如果以稀土、稀有为主，根据当时市场需求情况，规模会比较小，这对保护资源是有利的；如果以铁为主，规模就会很大，对稀土稀有的损失必然要大，但当时国家对钢铁的需求又非常迫切，叶渚沛先生也知道当时国家对钢铁的迫切需求，所以叶渚沛在报告中说：“如果必须先开采铁矿，则应在开采铁矿的同时，使稀土、稀有元素的损失，尽可能小”。他的建议是认真负责的，他不是一般的学者，他是著名的科学家，国家科委领导非常重视，召集全国性会议进行讨论，寻求最优方案，最后国家做出了几项重大决策：（1）在开采中使稀土的损失尽可能小，包钢采取两项措施：建设尾矿坝，选铁后的含稀土尾矿堆存；采铁矿时剥离的含稀土围岩专设堆置场。（2）尽快开发利用，组织全国力量进行技术攻关，组建国家级研究机构包头冶金研究所（稀土研究院前身）；（3）建设稀土试验厂704和8861厂（包钢稀土一、三厂前身）。（4）开辟稀土应用市场：加快国内的推广稀土应用，成立全国稀土推广应用领导小组；也提出开拓国际市场，鼓励出口。
如果没有叶渚沛的建议，领导对稀土的认识不会有这么高，国家领导人也不会这么重视，国家科委和冶金部也不会下这么大的决心。所以叶渚沛的建议推动了中国稀土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中国稀土推倒了美国30多年的稀土霸主地位。
《保卫战》的出发点和目的和叶渚沛是完全相反的。叶渚沛主张以稀土为主，如以铁为主，要使稀土损失尽可能小；而《保卫战》主张禁止出口，不要开采，甚至连国内需求也可以“干脆从国际市场购买稀土”，这就叫“保卫稀土”。在《保卫战》的影响下，稀土价格从2011年3月（该书1月出版）至6月狂涨5～10倍，稀土市场一片疯狂，好景不长，从7月开始掉头向下，次年急转直下，4年多过去了，还未止跌，镨钕金属从170万元/吨跌至2015年8月底的30万元/吨，跌去82%，二氧化铈跌去95%。氧化铕跌去97%，氧化钇跌去93%，这是一场稀土大劫难。
政府调整了稀土出口政策，从2015年1月开始取消了稀土出口配额，5月取消了出口关税，根据《稀土信息》报道，今年二季度以来，尤其从5月开始，受稀土出口关税取消的影响，二季度稀土出口量与一季度相比，环比增长50.7%，出口均价环比呈现逐月回升态势。稀土产业将逐步走出低谷，进入新常态下的经济稳定增长时期。
我们再回到中国为什么要出口稀土的问题上来，代表中国稀土的白云鄂博稀土有什么特殊性呢？一是资源量大，主、东矿的工业储量3500万吨，是指设计铁矿开采的范围内的储量，包括西矿工业储量4350万吨，而稀土探明储量超过一亿吨，可供全世界用200年以上。二是开采量大，随铁开采，每年开采1000万吨铁矿石就带出稀土50万吨，不回收就得堆到尾矿坝，所以要尽量多利用，增加经济效益。三是轻稀土资源，是氟碳铈矿和独居石的混合矿，相对其他纯氟碳铈矿，铕和钕相对高些，世界轻稀土资源丰富，并不稀缺，所以对轻稀土资源，要尽力利用。四是加工成本低，没有开采成本，只有选矿和冶炼成本，产品竞争力强。综合以上优势，包头稀土出口占据国际市场是必然的。
稀土出口促进了国际稀土技术交流，可以提高我国稀土的装备水平，提高稀土生产技术和科研技术水平，1978年8月方毅同志第一次到包头抓白云鄂博资源综合利用的科技攻关，组织全国有关科研力量对稀土和钢铁生产技术中的关键进行攻关，他在参观包头冶金研究所（稀土研究院前身）时发现分析检测设备比较落后，他说这样的仪器怎么能准确检测高纯稀土产品呢，所领导说没有外汇购买，方毅同志马上说：“你们写个报告，我找小平同志批”。回去以后，冶金部就很快拨了60万美元，稀土研究院就从日本、法国进口了一批当时最先进的分析检测仪器。如果我们的稀土不出口，我们能有外汇、能改进我们的装备吗？我们出口稀土，人家才同我们进行技术交流，当时日本有好几家有名的稀土生产工厂：三德金属、信越化学、三金稀土、日本钇公司、东北金属、日本新金属和日产稀有元素化学公司等，他们的原料是从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地进口，对中国的稀土非常感兴趣，很希望和中国进行技术交流，双方约定从1988年开始每两年召开一次中日稀土技术交流会议，我参加了1988年10月在东京的第一次会议，国家计委副主任叶青为代表团团长，国家稀土办主任白洁，国务院稀土专家组组长李东英院士率部分专家参加了会议，日方通产省资源厅厅长官镰田吉郎参加了会议，双方代表都作了技术报告，从接待到参观，对方都很热情。不仅中日之间，我们与美国、法国、德国都建立了友好的交流关系，1979年3月，冶金部周传典副部长就率中国稀土、铌、钛代表团访问了西德，我们参观了位于工业成市埃森的西德最大的稀土厂哥尔德斯密特公司，它有一台50000安培的稀土金属电解装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混合稀土金属生产公司。我们还参观了生钐钴磁体的VAC公司。
1983年一个庞大的中国稀土代表团访问了美国钼公司旗下的蒙吞帕斯稀土矿山及相关工厂，为什么美国钼公司能让中国人参观他们的号称世界最大的稀土公司和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矿山——Mountain Pass。就是因为三年前美国钼公司的稀土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的包头白云鄂博，代表团团长卡尔特·H·崔木毕勒参观白云鄂博后说：“到昨天晚上为止，我还一直认为蒙吞帕斯是世界最大的稀土矿山，过去虽然在报纸、文献上见到报道，但将信将疑，现身临其境，耳闻目睹，我承认世界最大的稀土矿山是白云鄂博矿山。”
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拉罗歇尔稀土厂被认为是世界稀土行业中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单一稀土分离厂，不少人对它感到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也许还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稀土工厂之一，拉罗歇尔（La Rochelle）稀土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诺曼底迁来的，诺曼底稀土厂建于1920年，主要处理独居石，二战中遭受严重破坏，战后（1946年）重建于拉罗歇尔，拉罗歇尔市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大西洋海边，城市古老而漂亮，是一个现代旅游城市，人口不过3万人，气候温和，阳光充足，同法国的尼斯一样被称为阳光最多的地方，这个小城还是欧洲最大的帆船港，每天有3000只帆船停泊在海湾，这里的夏天特别吸引人，来旅游和度假的人很多，这里离法国盛产葡萄酒的南方城市波尔多不远，小城只有两个工厂，高速火车车辆厂和稀土厂，稀土厂就坐落在这个海滨城市附近，距离海边仅几百米。这座神秘工厂重建以后又几经变迁，最后（1975年）归罗纳·普朗克公司，该公司是法国一家世界著名的化学集团公司，有85000名职工，1987年营业额560亿法郎，集团分五个部分，稀土属于有机无机化学部，稀土在罗纳·普朗克只占很小一部分，稀土部分只有1000人，除了拉罗歇尔稀土厂以外在巴黎有一个研究中心，是集团研究中心，其中稀土研究部分有60人，在美国也有一个研究中心Cranbury，并有两个工厂，一个是在得克萨斯州的弗里波特工厂，也是分离厂，另一个是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工厂，主要生产单一稀土金属钕、钐、重稀土等。拉罗歇尔工厂占地34公顷，全厂员工500人，一直以独居石为原料，来自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南非等地。年处理量2万吨，年产高纯单一稀土氧化物10000吨，拥有1000级不锈钢混合沉清萃取槽，独居石精矿，烧碱分解，硝酸浸出，萃取分离，草酸沉淀，自动化程度比较高。1992年10月冶金部组织的以姚恩澍司长为团长和李尚诣副司长为副团长的中国冶金代表团访问了拉罗歇尔工厂，受到了热情接待，公司总部稀土部主任纳莫尔（D. Namer）先生早晨从巴黎乘飞机赶到工厂接待我们，厂长考兹（R. Coets）和副厂长毛列克（J. Moalic）带领参观并同我们进行了座谈，并表示要加强中法稀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样一个世界顶级的稀土工厂，为什么要急于同我们合作呢，他们急于要改变原料，独居石的放射性让他们大伤脑筋，他们要购买中国的氯化稀土和离子矿，这个工厂靠中国稀土最终告别了独居石。好多批中国稀土代表团访问了法国拉罗歇尔稀土厂，大家都从不同的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我们的生产和科研都有很大的帮助，不一定要购买他们的技术。
我们通过各种方法同国外进行技术交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专家总是愿意把研究成果甚至是阶段成果尽早公布，避开核心的专利内容，听者自会从中得到灵感，所以我们每3年召开一次国际稀土会议，这又是一种向国外学习的机会和方式。我举个例子，1983年10月在北京国际稀土会议上日本专家宣布了一条消息：“他们发明了钕铁硼烧结磁体”。在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会后我们就开始查寻资料，准备试制，冶金部军工办主任高良听了这一情况后，本能的懂得这一新材料的出现对国防军工意味着什么，他马上决定组织部属科研力量进行科研公关，召开会议，于1984年3月组织了以北京钢铁研究院、包头稀土研究院为组长单位，北京钢铁学院，东北工学院和包钢参加的攻关小组，经过1年的攻关实验研究，取得了成效，钕铁硼磁体达到38兆高奥磁能积，1985年初在包头稀土研究院召开了总结会议并进行了鉴定。宣告了中国研究试制新一代钕铁硼磁性材料获得成功。
钕铁硼研制成功之后，冶金部军工办决定在包头稀土研究院建设一条年产40吨钕铁硼磁体的中试生产线，并拨出200万美元引进主体设备，我们立即组织科技人员到日本、西德进行技术和设备考查，在日本通过引进设备厂家日本真空公司，我们参观了日立金属和TDK的磁体生产线，也了解了他们生产水平和装备情况，我们决定从日本真空公司购进真空熔炼炉、真空连续烧结炉和真空连续热处理炉等当时最先进的与日本工厂相近的主体设备，于1987年底建成投产，揭示了中国钕铁硼产业的正式诞生。
从以上一些事例不难看出，没有稀土出口，就不可能有对外的技术交流，也不可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装备，更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生机盎然的钕铁硼产业，甚至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由中国主导的世界稀土格局，因此，我们必须保持积极的、稳定的、常期的稀土出口政策。
我国一直奉行了一条积极正确的出口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出口初级产品阶段，为了打开国外稀土市场，主要占据稀土原料市场，当时国际稀土原料主要来自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巴西和美国等，如果从1981年算起的话，1981年中国稀土出口量仅为2800吨REO，主要是氯化稀土、精矿，混合金属等，1985年达到5900吨，1990年6139吨，1995年我国稀土出口达到27000吨，超过美国，法国已以中国氯化稀土代替独居石，日本大部分原料也从中国进口，美国从1994年国内生产也开始萎缩，开始进口稀土。我们用15年时间占据了国际稀土原料市场的主导地位，由于单一稀土产量的增加，也给国外稀土生产企业以严重的冲击，还由于在1987年、1988年国内欣起了一股“稀土热”，特别是南方离子矿，由于前几年离子矿出口效益很高，当时又有一个不太准确的提法，叫“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江西寻乌乡间墙上写着“要致富，搞稀土”，矿山开采无序，有称“五轮驱动”，即县、乡、村、个体和联办一起上，离子矿产量3年增长10倍，广东2年增长9倍，“稀土热”也波及到稀土分离厂一哄而上，盲目建设，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到1989年上半年全国稀土分离厂达50多家，江西、广东约占全国的60%，江苏一时间上了5个分离厂，主要分离南方离子矿，1985年全国稀土分离能力为1800吨（REO，下同），1988年超过5500吨，1989年达到12000吨，正好又遇到国际经济不景气，国家进入三年调整时期，稀土市场低迷，价格大幅下滑，1989年～1993年共出口单一稀土产品5600吨，平均价格从12万美元/吨降到4万美元/吨，使稀土企业遭受巨大损失，要谨记这个教训，同时给国外稀土企业也带来了巨大冲击，1993年日刊《金属时评》发表评论：“世界稀土生产厂都面临困境”，“很多日本稀土厂都在勉强维持着生产”，“稀土产业衰退的原因是中国产品的低价销售竞争”。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代表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说：“除中国大陆以外，世界大部分稀土厂都在赔钱，其中许多厂家濒临破产”。我们虽然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我们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时稀土还主要靠出口。第一阶段的特征和结果是：我们在挫折和竞争中使我国稀土的产量达到4万吨和出口量27000吨，居世界第一；单一稀土出口增加，1995年出口6738吨，创汇额超过稀土出口额的50%，标志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逐步替代初级产品，出口产品结构发生变化，有可能完全断绝国外稀土生产厂的原料来源。这就是从1981年～1995年的稀土出口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从1996年～2005年，中国单一稀土产品出口不断增加，质量也不断提高，总量不断增加，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出口产品转向以深加工高附加值的单一稀土产品为主，到2005年，我国稀土冶炼分离产品生产总量为10.39万吨，出口5.18万吨，国内应用5.19万吨，开始走向稀土大部分国内消费的时代，成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消费国，这是第二阶段的第二个特征，实现了方毅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资源、生产、出口和消费）的目标；这一阶段我们基本上挤垮了国外的所有稀土生产企业，这是第三个特征。另外，国内稀土应用的一个重要特点新材料应用增长快，特别是钕铁硼永磁材料，1995年钕铁硼产量仅1830吨，2000年7080吨，5年增长近4倍，2005年达到35200吨，后5年又增长5倍，1995年磁性材料基本没有出口，2000年出口钕铁硼磁体4500吨，2005年出口8756吨，创汇2.39亿美元，预示新材料为主的出口时代的到来，这也可以算作第四个特征，高附加值出口产品中钕铁硼脱颖而出。这就是1996年到2005年的中国稀土出口的第二阶段。
这里还要提到的在这期间还遇到了一次稀土市场疲软价格下跌，就在1998年下半年至2003年底，是受到国内外经济的影响，国内正处于国有大中型企业3年脱困时期，国外先是受到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接着受到美、日经济萧条的影响，紧接着是美国“9·11”事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而稀土当时我国还是以出口为主的产业，所以对稀土影响很大，我国稀土出口的平均单价从1998年的较低价格1.20万美元/吨快跌到2001年的0.62万美元/吨，3年跌去近50%，国内氧化钕的价格也从1998年的较低价9万元/吨跌到2003年的4，5万元/吨，这一年的持续了三、四个月的最低价是3.8万元/吨～4万元/吨，这就是稀土历史上被学者们惊呼的“稀土卖出了白菜价、萝卜价”的时期，接着是国人对宝贵资源被卖成白菜价的不满情绪慢延，很多业内人士也为这一现象惋惜和担忧，影响到高层和管理部门，引起全行业关注，2005年取消了出口退税，接着出台了出口配额，增收出口税，限制出口，学者们认为这样还不行，中国的宝贵资源不能给外国人，这就出现了2008年9月《南方周末》的文章“中国应立节禁止稀土出口”，紧跟的就是更具杀伤力的最终《保卫战》，提出的口号是：“中国的稀土没有一两是多余的”，解决最终战斗的方法是“干脆从国际市场购买稀土”。这就是第二出口阶段出现的市场低迷及接连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正确认识和认真总结这一段，有我们的问题，过度开采，无序竞争，但不能全说成是中国企业“敞开国门”，“不计成本”，“争相降价”，“讨好外国”，谁不想卖个好价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而且解决的办法不是倒退，我们总是要向前走的，总是要发展，不能因噎废食。
第三阶段从2006年开始，我们的稀土出口进入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一个最重要的特点，稀土新材料和器件将成为出口的主流产品，稀土产品在出口比例上会不断下降。根据《稀土信息》公布的“中国稀土——2010”年报，2010年中国稀土永磁体出口1.39万吨，出口金额6.25亿美元；镍氢电池出口9.50亿只，出口金额7.18亿美元，仅这两项就远超过当年稀土产品的出口金额9.4亿美元，稀土的发展在于应用，应用的发展是把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关键，国内的稀土消费已经创造了比稀土本身多好几倍的效益，而出口的效益只是一小部分，完全不是像《保卫战，》所说的“稀土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利益”，“利益都给了国外”。中国稀土出口的第三阶段是走向以稀土新材料及应用产品出口为主的时代，带动中国稀土产业进入更高水平的稀土应用时代，是把我国稀土资源转化为更大经济利益的时代，这是一个没有终点只有更好的前进时代，我们将迎来一个无以伦比的世界稀土强国时代。
这里我们再简要回顾一下进入第三阶段后所发生的事件，第一是2011年的稀土价格大幅波动，造成了至今还未治愈的伤痕，给我们的永远的教训是“应用是稀土发展的命门”，只能爱护，不能伤害。第二件是“WTO”的败诉，有很多人还想不通，认为我们的理由很充分，为什么没有赢，理由再充分，我们受人以柄，虽然我们输了官司，我们却赢了稀土，实际上我们是彻底的赢了，我们可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继续引领世界稀土市场，把国外刚刚新建和将要恢复生产的稀土工厂，再次停顿下来，以后很难再起，中国稀土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更加巩固了中国稀土主导世界市场的地位，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很快调整了政策，顺势而为，这就是我们的彻底赢了。